如果DNA检测是错误的 那么沉冤何以昭雪？！

旧金山的律师贝卡·巴洛（Bicka Barlow）指出，“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收集、分析和存储其他证据已经基本停止，”巴洛二十年来一直在处理涉DNA证据的案件。 “DNA证据的可靠性在人们大脑中已经根深蒂固。在很多情况下，对于很多律师来说，相关的成本太高，时间紧张，根本无法推翻。

事实上，DNA检测证据的优先级已经远高于所有其他法医技术。其有很好的理由：“没有（其他）法医学方法已被严格证明拥有一致性和高度确定性，从而可以证明证据与特定个人或来源之间的联系，”2009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在一份颇具影响力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并指出在整个法医科学中需要摒弃不合适的方法，并采取更严格的标准。

但正如很多专家所知，问题在于科学方法是否可靠完全在于我们应用其的方式方法。在DNA检测中，人们提取样本的方法也在快速发展。你可以想象这样一种情况，侦查人员在公寓的地板上发现了一滩血液，同时有一个人刚刚被谋杀。技术人员按照提取样本的正确程序对现场血液进行采集，并送往当地的犯罪实验室进行处理。血液检测显示样本不是来自受害者，当然其最有可能来自于施暴者。一天以后，侦查人员逮捕了一名嫌疑人，其同意采集血液进行比对测试。因而业务熟练的犯罪实验室分析师仔细对两个样本进行比对，发现了两份血液之间匹配。最终侦查人员就此确定嫌疑人与案发现场密切相关。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杰弗里斯开发出DNA比对检测技术时，尚处于初级阶段：主要是对样本进行并排型比对测试。当时的技术状态限制了DNA检测的应用，因为其需要的样本量相当之大。——你无法进行DNA检测，除非你拥有大量的生物材料（血液，精液，粘液）。

但到了今天，大多数大型实验室都拥有最先进的提取试剂盒，能够从最小的样品中获得可用的DNA，例如通过所谓的触摸DNA样本（窗口上涂抹的指纹或眼睛不可见的分泌物）从复杂混合物中鉴定出个体DNA信息，其中也会包括来自多人的遗传物质，如在萨顿案中阴道拭物的情况。

技术上的进展大大拓展了法医收集证据的范围，但这种情况也使法医分析师的工作更加困难。为了理解复杂混合物的分析方法，以及这些分析是多么容易出错，我们可以回想一下高中生物学的一些相关知识点：我们99.9％的基因与地球上其他每个人相同。然而，在我们每个人DNA的每条基因链的特定位置都不尽相同。一个个体的等位基因与地球上其他人相同的概率很小。，因此确定一滴血是属于连环杀手还是属于美国总统的最好方法就是在尽可能多的位置比较等位基因。

想想这样一种情况：有成千上万幅蓝色背景的图案，但蓝色背景中有黄色花朵的图案就相对少很多，而蓝色背景中包含黄色花朵和一个骑士的图案就更少。当一个法医分析师比较13个位置的等位基因——这是大多数实验室的标准——两个不相关的人相匹配的概率小于10亿分之一。

使用样本混合物情况下，这一数学问题就变得更复杂：在有两个DNA信息贡献者的情况下，样品中的等位基因数量加倍，在包含三个DNA信息的情况下就是三倍。这就不仅仅是一幅图案的问题，DNA图谱像一大堆透明胶片。分析人员必须确定涉及多少DNA信息贡献者，以及哪些等位基因属于谁。如果样品非常小或发生外界干扰——某些位置的等位基因可能会丢失，或者会在不当的位置存在。这样，我们就无法将客观性的科学当作解释性艺术。

伦敦大学学院的认知神经科学家艾提尔·德罗尔（Itiel Dror）和博伊西州立大学生物学和刑事司法教授格里格·汉姆皮克（Greg Hampikian）进行了一项开创性的研究，阐述了关于包含DNA信息复杂混合物的分析是多么主观。2010年，德罗尔和汉姆皮克从2002年的格鲁吉亚强奸案中获得了关于DNA比对检测的文书，其涉及被告的主要证据是一名共犯作证，以换取减刑。两位法医科学家认为，文书显示从受害者体内提取的精液混合物中，被告不能被排除是其中DNA信息的贡献者，这意味着其DNA仅仅是有可能匹配。最终被告被判有罪。

德罗尔和汉姆皮克让17名实验室技术人员对相关DNA证据进行重新比对。他们隐藏了真实案件的背景，以确保结果的公正性。所有参与的技术人员都有平均有九年的DNA分析经验。德罗尔和汉姆皮克要求他们确定混合物中是否包含被告的DNA信息。

2011年，实验结果被公布于众：17名实验室技术人员中只有一人确认，被告不能被排除是混合物中DNA信息的贡献者。此外12人告诉德罗尔和汉姆皮克，DNA是排斥的，四个人说分析不确定。换句话说，如果这16名分析师中有任何一个负责原始的DNA分析，该案结果就可能发生改变。在研究结束时，德罗尔和汉姆皮克引用了早期的DNA测试先驱皮特·吉尔（Peter Gill）的表述，后者曾经指出：“如果你向10个同事寻求同一份混合物的测试结果，你最终可能得到10个不同的答案。”

“讽刺的是，恰恰是这样一种技术旨在帮助消除法医学的主观性，”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埃里·墨菲（Erin Murphy）最近告诉我,“但是当你开始更深入地了解犯罪实验室今天的运作方式，你会发现主观性仍然存在：标准不同，培训水平不同，质量也不尽相同。”

去年，Murphy出版了名为《探究细胞内部：DNA证据的暗黑面》一书，其中列举了几十个DNA检测错误情况。一些靠近闹剧的地方，如长达15年之久的寻找海尔布隆魅影(The Phantom of Heilbronn)事件：在1990年代和21世纪初，同样的DNA信息在欧洲的40多个犯罪现场被发现。最终结果非常可笑，目标DNA并不是来自一个连环杀手，而是一个奥地利工厂的普通工人，警察所使用的测试棉签都沾染了这名女工的DNA物质。而有些则是悲剧性的，诸如德维恩·杰克逊（Dwayne Jackson）案件：杰克逊是一个非洲裔美国青少年，他在2003年被因DNA证据认罪，但在2011年内华达州一个警察局承认在偶然情况下，其实验室将杰克逊的DNA与真正的案犯进行了交换。

最令人不安的是，墨菲在书中详细阐述了这样一点，即使是微量的DNA一样可以成为案例证据的基础。2012年，加利福尼亚州的警察逮捕了一个名为卢基斯·安德森(Lukis Anderson)的无家可归男子，指控他在圣何塞以外的山麓受害者豪宅中谋杀了百万富翁硅谷富豪拉维希·库姆拉(Raveesh Kumra)。安德森的案件开始调查时，警察在库姆拉指甲中发现的DNA物质与安德森在数据库中的DNA信息相匹配。安德森在狱中被关押了五个月，之后律师能够提供了相应记录，证明安德森在事发时在当地医院就医。真正的结果是，安德森的DNA是被医院的医护人员带到库姆拉住所的。医护人员在当天早些时候治疗了安德森，3个多小时后，无意中通过医用氧气设备将DNA证据带到了犯罪现场。

（编辑：我爱故事小小网_铜陵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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