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DNA检测是错误的 那么沉冤何以昭雪？！

汤普森对萨顿案件判决的重审感到欣慰：他所警告的危险显然是真实存在的。 “对我来说，在约西亚之后有一个重点方向的转移，”汤普森告诉我。 “这不再是错误是否可能发生的问题。而是存在多少错误，以及我们可以做什么来避免的问题。“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公众只会更加深信DNA检测证据，相应的答案只会变得更加难以捉摸。

现代法医学正处于伟大的重塑之中。上世纪90年代一系列有代表性的法律案件也增加了对法医证据的重新审视。有些古老过时的证据检测方法已经被人们所丢弃。诸如咬痕标记分析，这种方法甚至可以追溯到对塞勒姆女巫进行牙齿咬痕实验——现在已经被广泛认为是不可靠的;而国家研究委员会已经对弹道测试的“唯一性或可重复性”提出质疑。2004年，联邦调查局被迫发出道歉，它错误地将一位名叫布兰登·梅菲尔德（Brandon Mayfield）的俄勒冈州律师与西班牙马德里的春季火车爆炸事件联系在一起。其证据是基于现场发现了包含雷管装置的塑料袋，联邦调查局曾称从上面提取的指纹与梅菲尔德“100％”匹配。去年，联邦调查局承认，在通过毛发比对的案件中，至少90％存在错误。目前联邦调查局正在对相关案件进行彻底调查。

但长期以来，DNA比对检测都一直被认为是上述规则的例外-一种植根于不可能出错的科学检测技术。与其他大多数法医技术不同，这一技术并不是根据警察部门的需求所开发或委托的。其起源于一个学科，并且已经被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进行了广泛研究和验证。DNA检测方法由英国遗传学家亚历克·杰弗里斯(Alec Jeffreys)开创。1984年秋天，·杰弗里斯在他的基因测序研究过程中偶然发现了这种方法，很快就实用化，帮助警方破解了一起发生在英国米德兰长期悬而未决的谋杀案。在这种情况下杰弗里斯的发明，成为全球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头条新闻。“据说，亚历克·杰弗里斯博士伤害到了全世界的犯罪小说作家，因为这些作家的故事常常集中在身份悬疑和主人公父母身份不确定上来，”前侦探小说作家约瑟夫·温波（Joseph Wambaugh）在其小说The Blooding中这样描述米德兰谋杀案。

英国遗传学家亚历克·杰弗里斯发明了DNA比对检测

伴随着DNA检测技术的出现，一个新的法医学时代正在到来，。法医学不再是一个基于人类直觉或固有的主观推断的学科，因为这种直觉总是不完美的。法医学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科学——人类遗传学。美国和英国的几家公司，从中感知到巨大的商业机会，纷纷开设了自己的法医DNA实验室。 “结论仅需一个测试！”首批涉猎DNA检测技术之一的Cellmark Diagnostics广告语如是指出，“这就是你所需要的。“

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杰克·阿伦森（Jay Aronson）在《遗传见证》（Genetic Witness）一书中指出，在他所谓的“DNA战争”整个发展历史中，DNA检测技术引入美国法律体系并不是一帆风顺。辩护律师抗议，DNA比对检测并没有通过弗赖伊规则(Frye Test)，这是有关证据采纳的一个法律标准，其要求科学证据在其领域得到广泛接受。此外，许多著名的学者也抱怨DNA检测公司对他们的技术不够透明化。1994年，前美式橄榄球运动员辛普森(O.J. Simpson)杀妻一案成为当时美国最为轰动的事件。而1995年该案件审理过程中，辛普森梦之队辩护团队的成员着重强调现场以及犯罪实验室的DNA样本遭到污染， 最终使得DNA检测结果并无成为证实辛普森的犯罪证据。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DNA检测测试标准提高。犯罪实验室完善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增加了对员工的专业技能培训，使得技术分析人员能够精炼提取技术，更好地防范样本污染。联邦调查局创建了用于存储已定罪罪犯和被逮捕者的DNA信息的codis数据库，规范犯罪实验室的检测过程，也试图对如何收集和储存样品进行标准化。 “有一种错觉，”阿伦森最近告诉我，“在DNA战争中提出的问题已得到满意的解决。很多人都准备好继续大步前进。”

其中也包括辛普森案团队成员贝里·薛克教授(Barry Scheck)和皮特·纽菲尔德(Peter Neufeld)。他们在1992年创立了无罪项目。通过DNA比对检测帮助冤案受害者昭雪。他们利用DNA测试赢得了178项豁免，而在大多数案件中，被错误定罪的往往是黑人。薛克和纽菲尔德在2000年合作出版的一本书中指出，“辩护律师睡觉，检察官在说谎，而DNA测试才是正义的望远镜。“

DNA检测不仅帮助翻案，在证据采集中的作用也不可或缺。国家和地方犯罪实验室的业务数量开始大量增加，涉及DNA证据的案件数量也在不断增长。2000年，萨顿被定罪后的第二年，联邦调查局的数据库包含的DNA信息已经超过500,000例，其开创的头两年协助了大约1600次刑事调查。现在，数据库存储的DNA信息已经超过1500万例，其中仅仅在去年就协助了成上万次案件调查。

随着DNA检测的广泛采用，其影响力开始渗透到文化领域，影响到人们的惯常思维。法律专家开始讨论一个所谓的“CSI效应”，形而上学的陪审团只要听到这三个魔法字母——DNA，就会达成有罪的裁决。2008年，密歇根州一名重罪审判法官唐纳德·谢尔顿（Donald E. Shelton）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在安娜堡市随机采访了1027名陪审员，对他们期望检察官在刑事审判期间出具何种证据作了调查。四分之三的陪审员表示他们希望在强奸案中能有DNA证据，近一半陪审员表示他们希望在谋杀或企图谋杀案中能够有DNA证据; 22％的人说他们期望在每一个刑事案件中都有DNA证据。谢尔顿引用一位地区检察官的话说，“他们希望我们有最先进的技术应用，他们希望定罪看起来像和电视上一样。“

谢尔顿发现，陪审员的希望与他们的定罪意愿之间并无太多联系，但研究表明DNA检测在法庭上是一个强大的定罪推进剂。澳大利亚的一名研究人员最近发现，涉及DNA证据的性侵犯案件中，其被审讯的可能性要高两倍，导致有罪判决的可能性高33倍;同样，凶杀案件被审判的可能性高14倍，以有罪判决结束的可能性高23倍。正如英国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委员会在一项关于法医证据的大型研究中指出，即使控方有引入DNA检测证据的想法，就也足以让被告投降。

（编辑：我爱故事小小网_铜陵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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